2018-06-06 00:00:00 來源： 點擊：4002 喜歡：0
今年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第一年。落實好黨的十九大精神，實現鄉村振興開好局、起好步，需要深入調研、統籌謀劃。農業農村部開展了百鄉萬戶調查活動，組織干部開展駐村調研，全面摸清我國鄉村發展的實際情況。近期，我到費孝通先生 80 年前調查過并寫出《江村經濟》一書的村——江村（蘇州市吳江區開弦弓村）開展調研，對推進鄉村振興作了一些思考。
一、中國鄉村面臨千年未有之變局
鄉村的巨變，既源于黨領導農民堅持不懈的奮斗，也源于外部環境變化的推動，是內因與外因、主觀與客觀等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。
當前，中國之鄉村，從內地到沿海，從城郊到農區，從山區到平原，都在發生著巨大而深刻的變化。農業生產從傳統向現代轉型，農村社會從封閉向開放轉變，城鄉關系從割裂向融合轉化，每年有超過 1000 萬農村居民市民化、1000 萬農村人口脫貧，農村即將消除貧困、全面小康。可以說，中國鄉村正面臨千年未有之變局。江村也在微觀層面，演繹著這個時代變局。鄉村的巨變，既源于黨領導農民堅持不懈的奮斗，也源于外部環境變化的推動，是內因與外因、主觀與客觀等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。
第一，改革開放帶來的市場化國際化，讓農業從計劃封閉變成了自由開放。改革開放發端于農村，農村改革廢除了人民公社、統購統銷等計劃經濟體制，實行家庭承包經營，放開了農產品市場，農民獲得了生產和分配的自主權、時間和勞動的自由支配權，想種啥就種啥、想吃啥就吃啥，這在車馬歸隊、勞力歸田的大集體時期是不可想象的。農產品供給更加豐富，流通范圍大大拓寬。江村的太湖螃蟹、太湖三白銷往全國各地，浙江白茶、山東蘋果、贛南臍橙等則擺上了江村百姓的餐桌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，我國農業更是與全球農業融為一體。2017 年農產品進出口額超過 2000 億美元，位居世界第二。不斷加深的市場化國際化，既給推進鄉村振興提供了動力源泉，也帶來了嚴峻挑戰。
第二，快速推進的工業化城鎮化，使農民從土里刨食、溫飽不足變成了進城務工、走向小康。改革開放以來，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洗腳上田、進城務工。2017 年，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 58.25%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也達到了 42.35%，2.8 億農民工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。農民“面朝黃土背朝天、割麥插秧累斷腰”已成為歷史，種田比以往更加省工省事省時。江村的村民跟我說，現在腰包更鼓了，日子更好了，笑容更多了，壽命更長了。近年來，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“逆城市化”現象，不少城里人選擇到農村當農民、搞農業，這表明農業農村正在逐漸成為稀缺資源。農民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，帶來了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相互融合，城市文化與農村文化相互碰撞，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相互促進，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相互作用，這不可避免地對農民的思想理念、價值觀念產生深刻影響。
第三，加快發展的信息化智能化，將農村從信息孤島變成了與世界互聯互通。信息化特別是互聯網、智能手機的普及，打破了農村與外界聯系的壁壘，打開了農民放眼看世界的通道，這對農業農村的影響是全方位的、革命性的。過去通訊不發達，農民對外界知之甚少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，廣播的普及使農民聽到了外面的聲音；改革開放以后，收音機、電視機逐步走進農民家庭；新世紀以來，手機、電腦、網絡向農村覆蓋。據統計，我國農村網民已超過 2 億。現在，江村村民用手機上網，隨時隨地微信交流、視頻對話。電子商務也在農村遍地開花，足不出戶就把村里生產的農產品賣到世界各地。信息化正在深刻改變著農業農村的生產生活方式。
在中國鄉村面臨著千年巨變的關鍵時刻，我們黨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，并組建農業農村部牽頭統籌。鄉村振興既是鄉村發展到今天的歷史契機和必然要求，也是今后繼續推動鄉村變遷的內在動力和基本方向。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就要深入研究鄉村，把握發展機遇，激發發展活力，引導加快變遷，促進農業全面升級、農村全面進步、農民全面發展，進而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。在這個歷史進程中，我們肩負著重大的歷史責任、光榮的歷史使命，必須深入了解這個變局、時刻關注這個變局、全面把握這個變局，以至引領和推動這個變局，使之遵循鄉村自身演進規律，順應歷史發展方向。
二、江村變遷是我國鄉村發展的縮影
今天的江村，與《江村經濟》所描繪的情景相比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對比江村 80 年來的變遷，變是絕對的，不變是相對的，統一于鄉村發展歷史進程中。
江村本名開弦弓村，緊鄰太湖，一條自西向東流淌的小清河穿村而過，形狀像一張拉開弦的弓，是典型的江南水鄉、魚米之鄉。1936 年，費老到該村開展了兩個月的鄉村調查，寫出了著名的《江村經濟》，記錄下了 80 多年前中國鄉村的歷史圖景，后來人們都以江村稱呼開弦弓村。費老的調查方法是典型性全景性的，對一個村莊進行解剖麻雀式的調研，涉及消費、生產、分配、貿易、土地、生活、婚姻、習俗等方方面面，以此一窺當時中國鄉村的村落布局、經濟發展、社會關系等全貌。調查采取的分析方法則是社會性歷史性的，從村民之間的經濟關系入手，分析經濟制度、土地制度乃至婚姻制度等經濟社會關系，契合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。費老那時僅是一個 27 歲的青年，就腳踏實地開展實證調查，其精神直到今天仍值得我們學習。
在江村，我參觀了江村歷史文化陳列館和費孝通紀念館，召開了座談會，走街串巷訪談農戶。今天的江村，與《江村經濟》所描繪的情景相比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：人們生活小康，家家住上樓房、通上自來水、裝上抽水馬桶、使上熱水器、用上液化氣，寬帶、數字電視全覆蓋，村道全部水泥硬化，90% 的家庭購買了小汽車，村里充滿生機活力，全然不是費老筆下木訥的村民形象。可以說，江村村民雖然還住在農村，保留著一些傳統，但過的是城里人的生活。對比江村 80 年來的變遷，變是絕對的，不變是相對的，統一于鄉村發展歷史進程中。
第一，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，但家庭經營傳統仍然在延續。80 年前，江村 80% 農戶養蠶，主要是男耕女織，男的種植稻桑，女的養蠶繅絲。在蠶絲專家費達生等的幫助下，村里成立生絲合作社，辦起了生絲廠。新中國成立后，村辦生絲廠合并歸屬人民公社，成為社辦企業。改革開放后，絲織廠等村辦企業興起，上世紀 90 年代中期因經營不善破產。進入新世紀，村里個體、私營工商業蓬勃發展，基本形成了以絲織、針織為主體的家庭工業，全村 70% 以上的勞動力從事二三產業。2017 年，全村農民人均收入 32432 元，村集體收入 265 萬元。江村男耕女織、農工相輔的傳統農耕生產格局已經被打破，基本實現了由農業村向工商業村的跨越，但傳統仍在繼承和延續。從過去的養蠶繅絲到現在的針織衫、窗簾布等紡織品生產，產業優化升級，鏈條縱向延伸，但江村以紡織業為主業的傳統沒有變。村民蔣偉芳一家三代從事紡織行業，爺爺奶奶民國時期在費達生創辦的生絲廠做工，父親母親在公社辦的絲織廠上班，蔣偉芳現在是村里最大私營紡織廠的生產廠長，他們一家是江村上百年紡織傳統的親歷者和見證者。從家家戶戶男耕女織到遍地開花的家庭作坊、“夫妻店”，以家庭為基本單元的生產組織形式沒有變。目前，村里有近 60 戶從事針織衫生產的家庭作坊，有的代工，有的自產自銷。村民姚玉坤利用自家農房辦起了針織衫加工作坊，他自己負責生產管理，兒子和女兒女婿搞電商銷售，去年 10 月到現在就賣了 20 萬件。電商發展使家庭作坊有了更多生存空間。
第二，土地制度發生深刻變革，但處理好農民與土地的關系仍然是時代命題。清末和民國時期實行封建土地私有制，江村的土地被分為田底、田面兩層，約有三分之二的土地被地主占有，90% 的家庭只能去承租土地或者成為佃戶。1951 年，江村進行了土地改革。人民公社時期，土地集體所有、集體經營。改革開放后，江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。上世紀 90 年代以來，承包戶通過村民小組將土地逐步流轉給 30 多個農戶發展水產養殖業。從私有私營到公有公營再到公有私營，江村的土地制度發生了根本性變革，但農民重土惜地的觀念沒有改變，無論是費老描述的“地是活的家產，錢是會用光的，可地是用不完的”，還是現在村民認為的“家里可以沒門，手里不能沒田”，都是這一觀念的生動體現。也正因此，80 年來，圍繞處理好農民與土地關系的實踐和探索始終沒有停止。我在江村歷史文化陳列館看到，清代同治、光緒時期的清田方單和民國時期的執業田單上，就已明確界定土地的四至，面積精確到分厘。土改結束后按戶頒發的《土地房產所有證》上，面積精確到厘毫。今天開展的承包地確權登記頒證，也是利用現代測繪技術給農民確實權頒鐵證，在此基礎上推動土地所有權、承包權、經營權分置。與清末和民國時期田底（所有權）、田面（經營權）兩權分離相比，現在的“三權”分置不僅優化了土地資源配置，提高了效率，更防止了土地兼并，保障了公平。村民陳月生說，自己常年在外做木匠，家里 5 畝承包地以每畝 1000 元的價格全流轉出去了。座談會上，大家表示擁護中央的 30 年延包政策，希望現有土地承包關系保持穩定，這樣農戶能獲得穩定收益，養殖戶也能安心搞生產。
第三，人口數量和結構發生較大調整，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仍然維持著傳統的“差序格局”。1935 年，江村有 359 戶 1458 人。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起伏，村內人口經歷了由高出生、低死亡、高自然增長向低出生、低死亡、低自然增長轉變。目前，江村有 420 戶 1680 人（不包括后來合并的村），較 80 年前分別增長了 17% 和 15.2%；60 歲以上人口占比 32.4%，增長了近 26 個百分點。80 年前，村里只有 10 家外來戶，主要從事理發、銀匠等特殊職業；現在，來江村的外地人主要是打工就業，最高曾達 1000 多人。盡管人口數量和結構都發生了很大變化，但社會人際關系仍然像費老所描述的那樣，維持著以親緣、血緣和地緣為中心的差序格局，每一戶都可通過親屬、血緣關系的擴展，在村內延伸出一個龐大的社會關系網絡。我在村民周小芳家看到一張五世同堂的照片，她的外婆、母親、女兒和外孫女生活在本村的不同家庭，這種以親緣和血緣關系為脈絡聯結起來的關系網絡，在江村很普遍。江村至今仍保留著婦女開茶會的習俗，關系較好的鄰里之間輪流舉辦茶會，吃茶話事、交流見聞，建立起一個個相對穩定的社交圈子。外來人則始終游離于外，現在的打工者與當年的手藝人一樣，仍不能落戶江村，與本地人的關系仍然涇渭分明。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，外來戶不能獲得耕地和宅基地。
第四，生活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，但傳統家庭觀念仍然根深蒂固。80 年前，費老描述下的江村，人畜混住，人們每天為溫飽奔波操勞，生活沒有保障，甚至有溺女嬰或流產來控制人口的傳統。今天的江村儼然已經是一個城鎮小社區，村民白天去工廠上班，晚上回到村里生活居住，男女平等的觀念深入人心。可以說，江村的生活方式已經與城里人沒有多大不同，但婚姻、財產等家庭觀念與傳統仍沒有斷代。兩頭掛花幡、招女婿等傳統婚姻習俗延續至今。由于現在大多家庭都是獨生子女，這類婚姻模式越來越普遍。全村現有 139 個家庭采取兩頭掛花幡的婚姻模式，招女婿 190 人。我走訪的兩戶人家都是獨女戶，結婚后新婚夫妻在男女雙方家里都有住房，來回走動。在家庭財產處置方面，家長仍是絕對的權威，子女只有結婚后與父母分家，才能獲得獨立的經濟地位。同樣在自家的作坊里工作，村民姚玉坤給女兒女婿按月發工資，兒子因未婚而沒有核算工資。也正因此，江村的家庭結構大體保持穩定，1935 年江村戶均 4 人，2016年戶均 3.98 人，都是小規模家庭。
第五，鄉村治理體制機制發生根本轉變，但自治和德治仍是重要基礎。早在 1929 年，江村實行地方自治，由當地有名望的鄉紳擔任村長。1935 年，江村實行鄉鎮保甲長縱橫連保連坐。新中國成立后廢除保甲制，建立行政村。人民公社時期，實行三級所有、隊為基礎、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管理體制。改革開放后，由生產大隊改為行政村，實行村黨組織領導下的村民自治。80 年來，江村治理體制機制不斷變化和調整，但自治和德治在穩定鄉村社會秩序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88 歲的周梅生講，鄰里有矛盾糾紛，解放前靠宗族勢力，現在是找村委會，只有大的經濟民事糾紛，才走司法渠道。走訪的幾個村民小組，涉及承包地調整、集體收益分配等重大事項，村民都會集體討論、民主決策，很少有糾紛和矛盾。江村的老干部、老黨員、老教師等有資望的群體，通過村務監督委員會、村民民主理財小組等各類議事監督機構，廣泛參與到村莊治理中來。村民周新根曾任生產隊會計和鄉鎮企業領導，在村里很有威信，退休后被村民選為小組長。在江村，尊老愛幼、勤勞致富等傳統美德得到大力弘揚，傳統禮治、德治秩序煥發出持久的生命力，為健全和完善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結合的現代鄉村治理體系進行了有益的探索。
三、全面看待農村，科學把握鄉村發展規律
鄉村全面振興將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，我們要充分尊重鄉村發展演進規律，科學把握變與不變的關系，推進鄉村振興健康有序開展。
江村雖只是一個微觀主體，但其 80 年的變遷基本反映了鄉土中國的發展歷程。從江村可以看到，中國廣大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同時很多傳統仍然保持著穩定和延續，呈現出傳統與現代交融、平穩與躍升共進的狀態。鄉村全面振興將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，我們要充分尊重鄉村發展演進規律，科學把握變與不變的關系，推進鄉村振興健康有序開展。
一要堅持循序漸進，保持足夠的歷史耐心。走在江村的里弄小巷，隨處可見外觀現代、裝修精致的別墅樓房，一些傳統磚木結構平房點綴其間，老人坐在門前曬太陽，他們住慣了老房子，不愿意搬到新房。傳統與現代、變化與不變，共同闡釋著江村 80 年來的變遷。這種變與不變的選擇，已經滲透到江村的方方面面，最為典型的是村民對土地承包問題的處理。江村的土地以組為單位發包，二輪承包以來，應對農民市民化的新情況，各組采取了不同的辦法，可謂一組一策。有的“生不增、死不減”，一直沒有調整土地；有的每 5 年調整一次，動賬不動地；還有的每年調整一次。從江村的土地、人口、婚姻、家庭等制度看，即便是處在長江三角洲經濟發達地區、與外界聯系緊密的這樣一個村落，村莊的發展變化也是漸進的、自然的，而不是斷代的、割裂的。在推進鄉村振興的過程中，要尊重實際，因地制宜、因勢利導、循序漸進，既要著眼長遠目標、不違背發展方向，又要立足當前實際、不違背發展規律。要克服求大求快、急功近利、急于求成的思想，處理好快與慢、量與質、點與面的關系，既把握方向，又把握節奏，防止出現顛覆性錯誤、系統性風險，打牢鄉村發展的根基。
二要堅持城鄉融合，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。在江村，人們已經習慣了現代化生活方式。水電路氣房訊網等基礎設施齊全，將近一半的自然村生活污水通過地下管道集中到處理池，實現了無害化處理。生活理念也日益跟城鎮接軌，家家戶戶門前都有垃圾箱，生活垃圾分類處理，看電影、跳廣場舞、打籃球、上網等成為村民的時尚。走在村里，城市文明對江村的影響和沖擊無處不在。與此同時，新建起來的文化弄堂又保存著村里的歷史檔案、文化習俗，這是江村的“根”，維系著世代傳承的脈絡。村民姚富坤多次接待費老訪問江村，現在是村里費孝通紀念館的顧問，他熱心于向外界介紹江村的傳統民俗和鄉土文化，被人們稱為“農民教授”。在江村可以感受到，城市文明和鄉村文明各有千秋，城市便利的生活條件、時尚的生活方式、豐富的文化產品是鄉村所追崇的，而鄉村寧靜的自然環境、獨有的生活習俗、豐厚的歷史傳承也是城里人所向往的。因此，才有農村人進城、城里人下鄉的雙向流動，城鄉融合開始加快，城鄉關系正在重塑，城市與鄉村的鴻溝逐步打通。推進鄉村振興，要始終堅持城鄉融合發展，既要推動城鎮基礎設施向鄉村延伸、城鎮公共服務向鄉村拓展，也要尊重鄉村文化、傳承農耕文明，通過以城帶鄉、功能互補、有機銜接，實現城市經濟和鄉村經濟融合互聯、協同發展，城市文明和鄉村文明共存共榮、互促互進。
三要堅持尊重農民，調動農民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。在江村座談時，大家紛紛表示，村莊環境改善了，居住條件變好了，看病養老有保障了，掙錢渠道更多了，幸福指數更高了。78 歲的姚大官家里四世同堂，每個月自己有幾百元補貼，看病能報銷一半，他感慨日子越過越好。談到鄉村振興時，大家勁頭十足，對未來發展充滿信心。村民周小芳多次接待過費老，準備借助費老的名人效應辦民宿。養殖大戶倪林坤經營著 140 多畝蟹塘，想聯合村里的養殖大戶成立合作社，共同闖市場。農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就是我們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。要想農民所想、急農民所急，凡是農民稱道的、滿意的、喜歡的，我們就要堅持下去；凡是農民急需的、期盼的、憧憬的，我們就要努力去解決。農民是鄉村的主人，鄉村是農民的家園。要充分調動和發揮農民振興鄉村的積極性主動性，尊重農民主體地位，不能代替農民、替農民決策，更不能排斥農民。
四要堅持統籌規劃，一張藍圖干到底。從 1936 年費老初訪到現在，江村的農房經歷了平房、樓房、別墅等五代變遷。第一代房子保持了近 40 年，當時是因為貧窮；改革開放到現在的 40 年，房子卻換了四代。一方面說明經濟發展了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了；另一方面也因為沒有規劃，造成了巨大浪費。農房建設無序，沒有統一規劃設計和標準，以至于拆了建、建了拆，這是我調研時基層干部和村民反映最多的問題。市里的同志講，目前農房建設沒有法律規范、沒有部門管理、沒有總體規劃、沒有房型設計、沒有建設標準、沒有質量驗收，這是推進鄉村振興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。記得我 2000 年去波蘭考察，波蘭是土地私有制，當地農民建房，可以自己決定內部結構、裝修等，但建在哪兒、面積、外觀等受到政府嚴格的規劃管制。鄉村振興、鄉村建設一定要規劃先行，謀定而后動，想好了再干，防止折騰、防止浪費、防止走彎路，一件事情接著一件事情辦，一年接著一年干，久久為功，必成美畫。每個鄉村都有自己的歷史、個性和特點，要充分尊重鄉村的自然機理和歷史文脈，把挖掘原生態村居風貌和引入現代發展元素結合起來，建設美麗宜居鄉村，而不是縮小版城市，讓山水林田路村成為鄉愁永遠的記憶。
五要堅持人才首要，確保鄉村發展后繼有人。江村巨變的根本，是有一批文化素質高、市場意識強、能吃苦敢拼搏的人才。村民周玉官上世紀 80 年代初高中畢業后回鄉創辦了江村第一個個體工商企業，曾得到費老的鼓勵和指導，帶動了一批江村人下海創業。這次到江村，我還驚喜地發現到處都有年輕人的身影。“ 70 后”沈斌先后在鎮農辦、爃爛村工作過，去年來到江村任村支書，他一心想著推動江村大發展。“ 80 后”周春燕大學畢業后回村擔任婦女主任，每天活躍在村里的大街小巷，為村民搞好服務。“ 90 后”姚凌超大學畢業后回村開網店，將村里生產的針織衫銷往全國各地，成為新生代偶像。由于生活條件好、發展機會多，江村年輕人外流的不多。這些年輕人正在為這個傳統村莊注入新的活力。這表明，鄉村振興的關鍵在人。要始終把人力資本開發放在首要位置，既搭好大舞臺留住人才，又種好梧桐樹引進人才，強化鄉村振興人才支撐。目前，農村還有 2 億多勞動力，要加大培訓力度，充分挖掘培養“土專家”“田秀才”、經理人等農村能人，培養一批新型職業農民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，把人力資源變成人力資本。今天的農村廣闊天地，大有作為，要搭建鄉村創新創業平臺，吸引農民工、大學生、科技人員及鄉村走出去的工商業主、退休人員等回流，鼓勵引導各類人才投身振興鄉村的偉大事業。
